导读:每年临近春节,讨薪事件格外多。在柬埔寨,中国人和柬埔寨打工人的讨薪结果截然不同。柬埔寨人有法可依、“后台”支撑;而中国人真人赌博游戏,跳楼、下跪……
讨薪,在柬埔寨很常见,其中游行讨薪是大部分打工者最喜欢采用的方式。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柬埔寨人,他们都是底层打工人寻求保障的行为权利。在政府、公司、白领、知识分子各种行业群体中,他们隶属被支配底层。面对生活压力、环境恶劣、贫富差距,他们选择没那么多。
每年临近春节,讨薪事件格外多。在柬埔寨,中国人和柬埔寨打工人的讨薪结果截然不同。柬埔寨人有法可依、“后台”支撑;而中国人,跳楼、下跪……
后台,即工会。它是保障工人权益存在的,在各种罢工、抗议事件中,工会代表会出面与企业负责人沟通,事情如果严重,甚至会惊动政府,作为中间人来调解矛盾。
而中国讨薪群体,面对企业、面对政府,他们似乎什么都没有。既无学识、亦无组织。在我们的采访中,甚至不知道“工会”是什么。可想而知,中国打工群体的自我权益认识似乎让人很无奈。如果企业或项目工程出问题,这群底层打工者就无路可走了。
在柬埔寨发生中国人讨薪的事件,中国人采取了各种极端的行为。如在亲手搭建起的22层高楼上以死相逼;在工地前下跪。等等。
反观柬埔寨,虽然说制衣行业工资低,但底层工人薪资增长大部分都是工会争取得来的。2000 年夏天,柬埔寨工人自由工会主导了要求提高最低工资的罢工,参与人数多达二万名服装工人,最终工人最低工资每月提高到四十五美元。直到2019 年起,工人也将享有退休金,退休金是工作最后一个月薪水的80%。这些都是在工会作用下才有的工人待遇。不管其工资的高低。
1月20日,金边一家制衣厂数千工人罢工封路,集体抗议示威,要求厂方发放年终奖和5%的奖金。23日上午,柴桢一家工厂工人罢工,向雇主提出9个要求。要求包括不加班,以及提供上班所需工鞋。
那么,为何这些中国打工者不选择进入制衣厂工作呢?我采访了某制衣企业的中层领导,同时也采访在柬埔寨底层打工的中国人。他们给到的答案都是:第一、制衣行业薪资低;第二、法律不许。柬埔寨《劳动法》规定,原则上企业应该优先聘用柬埔寨人,外国人在柬埔寨工作必须获得劳动部的许可。企业可以聘用外国人作为专业人士、工程师或者从事其他专业工作,但所聘用的外国人一般不能超过员工总数的 10%。
根据此前的一份调查,在柬同胞的薪资平均水平是1200美金左右。而制衣厂流水线工人的月薪,仅为190美元。
据《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的海外投资与企业社会责任》调研显示,在中资企业管理层中,中国国籍者占比为 48.1%,柬埔寨人为46.9%,其他国籍人占 3.7%。
因此,中国人如果要进制衣厂,绝不是选择当一名普普通通的流水线员工,而是成为一名具有专业技能的管理人员。
1979 年,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成立,人民党成立了柬埔寨第一个工会。随着柬埔寨经济的发展,制衣厂不断增加,伴随而来的是工会的繁荣发展。
截至2017 年 5 月,柬埔寨注册的合法工会组织多达3500 个,平均每家工厂有 5 个工会组织。
《柬埔寨劳工法》规定,工人有在企业设立工会的自由。工会可以解决劳资双方的矛盾,并出面交涉。工会可以组织罢工活动,工会活动受法律的保护,并且得到西方发达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真人赌博游戏,如人权组织、国际劳工组织等组织的大力支持。
2018年,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发布一份关于柬埔寨的调研报告,结果显示,83.9%的员工表示其所在公司设有工会。同时,对于工会是否很好地代表和保护了工人的利益和权利的问题,79.0%的员工表示工会很好地代表和保护了工人的利益和权利。
可见,工会的存在和作用在工人中间堪称深入人心。上受法律保护,下受工人拥戴,工会活动开始增多,并逐渐走向不可控的局面。
据柬埔寨制衣厂商会统计报告称,2015 年,商会成员工厂共发生 118 起罢工事件,与2014 年的 108 起相比增长了 9.26%,极大影响了工厂的生产活动。
因此,为规范日渐失控的工会活动,2016年4月4日,柬埔寨《工会法》在第五届国会第6次会议上审批通过。
2015 年 6 月,柬埔寨劳工部表示《工会法》草案九成内容已完成拟定。2015 年 12 月29 日,人民党和前救国党召开会议,审查《工会法》争议条款,但当时推进也相当困难,3 个小时的会议,两党只对《工会法》草案 2 个条款达成共识。
2016 年 1 月 19 日,柬埔寨制衣和制鞋的业主代表向柬埔寨国会《工会法》的制定提出 7项要求,希望《工会法》对今后制止非法罢工事件能起到积极的作用。 2016 年 4 月 4 日,国会通过了备受争议的《工会法》。
虽然《工会法》草案通过,但各“工会联盟联合会”和“工会理事会”主席仍对《工会法》中的部分条款有异议,认为《工会法》草案是倾向于资方,使工会受到限制。
法案生效后,各工会当即进行示威活动,100 名来自多个独立工会成员在国会前示威,发生暴力冲突。因此,虽有法可依,但由于工会的不满,《工会法》推行受阻,并未发挥应有的法律效力。
在此之后,工会、制衣厂老板及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,工会和制衣厂老板之间的矛盾也愈发不可调和。本应作为坚实后盾的政府,也在众多的罢工乃至暴力事件中,扮演了尴尬的角色,甚至与工会站在了“对立面”。
2018年,因未领到薪资,金边爆发2000人大罢工,这次抗议持续了2个月,老板逃回中国。之后,矛盾再次升级,这些工人驾驶20多辆车前往独立纪念碑和劳工部,并企图到洪森总理官邸求助,但被警力拦截,这些工人也与警力发生了肢体冲突。
在这场抗议中,政府的角色可谓尴尬。工会给政府施压,逼迫其出面解决。事情最终会得到解决,但这种粗暴的方式,不仅影响了社会治安,还影响了柬埔寨的形象,尤其是国际认知上的投资环境。
由于柬埔寨本身经济并不发达,单纯依靠本国经济产业不能达到国家发展的目标,因此必须依靠大量的外资企业注资办厂。而在外资企业中,中企占比非常大。
截至 2018 年 4 月底,柬埔寨制衣厂商会(GMAC)共有纺织、制衣制鞋会员企业 586 家,其中中国投资企业会员 228 家,占 38.9%,香港 63 家,澳门 1 家,台湾 118 家,大中华区会员企业总数占比达到了70%。
作为打工者的守护者,工会从申请加薪,慢慢对包括福利、工作环境在内的方方面面开始提出更严苛的要求。而最经典的形式是罢工。但罢工事件频繁,不仅严重影响工厂的运作、订单、进货和出货,打击整个制造行业,也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。
而且,罢工类对抗性改事件一旦影响较大,便会惊动柬埔寨政府层面,出面协调。工会的对抗,政府的威力,制衣厂俨然是个夹心饼。
不可否认,工会积极为工人争取权益,稳定了柬埔寨的劳动力,让更多人愿意进入制衣厂工作。但这对于制衣厂老板来说,却不太美好。
从1997年到2017年,柬埔寨工人的工资持续涨高,最低工资从40美元涨到了153美元,2018年170美元,2019年182美元,明显高于其他制衣和制鞋出口的竞争国家,比如孟加拉国67美元、印度77美元-143美元、缅甸79美元、巴基斯坦134美元。2020年,柬埔寨制衣和制鞋厂工人最低工资将涨至190美元。
与竞争国家相比,差距甚大。孟加拉最低工资是60美元、斯里兰卡67美元,缅甸也才108美元、越南介于122至175美元之间、老挝133美元。
2017年柬埔寨共有54家工厂关闭;2018年共有35家工厂倒闭;2019年,柬埔寨70多家工厂关门,相比2018年增长了一倍。
此外,涨工资不涨生产力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。柬埔寨甚至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工人的效率都非常低。越南与印尼工厂的生产力大概是中国的80%,柬埔寨制衣厂的生产力只有中国的60%。
工作效率高,涨工资无可厚非。可若工作能力停在原地,制衣厂老板难免有怨言。一旦能力和工资的平衡被打破,制衣厂老板只能另寻出路。
有意思的是,若把老板逼上绝路,对工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结果。一旦制衣厂大肆倒闭,最后吞下恶果的,还是工人们。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。
因此,作为工人的守护者,工会的工作不仅仅是要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,如何与制衣厂老板和谐相处,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。只有工会和制衣厂老板双方清楚并认可,他们并非站在对立面,才能统一战线,建立更和谐的关系。
在东南亚国家中,新加坡以和谐劳资关系而著称。自1965年新加坡建国以来,仅发生过两起罢工,一是源于新加坡法律对罢工有诸多限制,二是因为,在新加坡的劳资政三方关系中贯彻始终的是协商精神。
首先,新加坡具有完备的劳资关系法律体系。雇佣法令、劳资关系法令、职工会法令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使雇员的基本劳工标准、劳资关系的处理原则以及工会的权利和活动都纳入了法制轨道。
而柬埔寨《劳工法》从推行起,就争议不断,对比新加坡的有法可依,有法必依,实在是还有太长的路走。
其次,协商精神体现在产业仲裁法院。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是工会运动的“心脏”。全国职工总会为工人争取利益的其中一个武器是产业仲裁法院。
他们的观点是,打官司是比罢工更好的替代方案。它比罢工等暴力对抗方式危害更小、更缓和、成本更低、更快速。当和解只是或早或迟的事情时,双方在法庭上大吵一架比罢工更容易恢复履行劳动关系。
追求和谐,实现和谐的前提是有其他途径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,对比柬埔寨,他们最有效的途径是举行罢工等活动,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,才有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。借鉴新加坡的经验,制衣厂与工会建立更有效更温和的沟通方式,是解决矛盾的最好方式。
另外,提高生产力,是根本性解决方案,也是新加坡工会尤为重视的一点。他们会定期举办教育培训,提升工人工作技能。这种方式,比不注重效率,一味要求提高薪资的“揠苗助长”,更为科学。
打工者是需要保护的,企业也需要保护。两者都是柬埔寨繁荣发展最坚实的基础。目前真人赌博游戏,柬埔寨,应该向新加坡学习。如何保护各方的利于和发展。